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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有情感有特色，这就是深泽！

　　深泽北方坠子戏是河北省特有的乐鱼体育剧种之一，也是全国稀有的乐鱼体育app地方剧种之一，它在曲艺河南坠子的基础上衍变而来，唱腔独特，以真声唱字，口齿清楚，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委婉清新，优美动听，是融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深泽坠子戏是燕赵文化的杰出代表，坠子戏发展史是一部草根艺人的奋斗史。今天，特别刊发石家庄市深泽籍著名剧作家曹涌波的文章，以祝贺深泽坠子戏于2008年6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以此对那些发掘、抢救、保护这一剧种的民间艺术家表达深深的敬意。

已故坠子戏艺术家杨焕青老先生唱段

　　我的老家深泽县位于石家庄与保定、衡水三市交界的最东北角。据说当年的深泽城里原本是很有一些好玩的去处的：北极台、土城墙、城隍庙、大苇塘、孔子文庙、山西会馆……甚至还有偶尔能在滹沱桥上看到的海市蜃楼。在深泽人口中的“十大景”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北极台和山西会馆了乐鱼官网。

深泽文庙

北极台（真武庙）

　　北极台据说曾叫“北京台”，那本是大明王朝准备选在这儿建都的风水宝地，只是能掐会算的南蛮子担心日后此地会有一斗芝麻的官儿出来，害怕深泽人造反，才又将那只选址的凤凰往北射飞了五百里，只留下了这一条甬道、两湾苇塘和三层殿阁的“北京台”去供人遐想。其实，另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燕王朱棣在定都北京后，害怕父亲朱元璋的灵魂追究自己的夺位之罪，才在此修建了这座“北极台”，用障眼法告诉父亲这里已是最北边了，迷惑父亲的灵魂就此止步、勿再北去。我想，这种说法或更有道理，要不然我辈怎会竟没混进那一斗芝麻官儿里，竟只曾在自己创作的剧本里去虚管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而位于县城东南的晋商会馆据说是这方圆百里最漂亮的会馆了，且不说大门口那一对被南蛮子盗去了脑袋的大琉璃狮子和矗在院中的关公、关平和周仓塑像，单就那座古戏楼就对深泽人的艺术细胞和朴拙民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听曾经去过那些会馆戏楼和席棚高台的祖母讲，深泽城原本是有几个很不错的戏班子的：梆子、老调、蹦蹦。而最能让她叫出名字的则是当年唱梆子的那几位名角：青衣大瑞子、花旦胡凤仙，还有一位挺逗人乐的大丑和一位会使用真刀真枪开打、且每每能将刀子准确戳掷到台口柱子上的武生。

　　到我记事的时候，县城北边的北极台已改为了烈士纪念馆，那处由山西老西儿们建在东南边的晋商会馆也改为了盛石油的库房。在高台和馆子里唱戏的则是从南边广平来的一帮子唱“化装坠子戏”的艺人们。

　　一

　　过去深泽的旧戏园子就在今天的电影院一带，那是一个用木桩、芦苇和土砖墙圈起来的大院落。一排排简易的木板长凳就是观众们的看席，随进随坐，并不对号。而那些卖瓜子花生和冰糖葫芦的商贩只要买上一张戏票，便也可以在剧场的后面或四周一边买卖一边观看演出，互不干涉。这样的演出场合也似乎正能匹配当初那个初来乍到、且行头破旧的“化装坠子”戏班。不知是不是因为深泽人听腻了其它剧种的缘故，这帮坠子艺人们的演出很快就受到了像我奶奶等那样的戏迷观众们的热捧。尽管当时演员们的功夫和身段并不正规，但那优美的旋律、不拘一格的演出形式和那字字都能让人听懂的唱腔，在那没有字幕和音响的年代里，明显比昆腔京戏等其它剧种更具有了观众缘。每回演出，且不说段、白、罗三家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个个能说会唱，单就琴师小黑（大名刘光印）展示在戏台前边的那把大坠琴就首先吸引来了观众们的好奇和围观。待到演出开始，小黑便会右手拉动他那把粗马尾毛的弓子，左手在那三根又长又粗的琴弦间大幅度地上下滑动，用他那似沙似散、婉转悠扬的坠子大过门首先赢得满堂喝彩。如果前面的小帽仅仅是坠书小段，姑娘们便会抄起一对红木板将节拍打满，那又花哨又脆生的打板声和着小黑坠胡的过门旋律，常常让观众觉得既新奇又着迷，喊好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在书帽过后更对接下来的大戏充满了期待。

　　坠子的戏码多以反映朝代忠奸斗争的连台本戏和以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单本及小戏为主。这些连台本戏有:《王清明投亲》、《狸猫换太子》、《王华买父》、《大宋金鸠》、《粉妆楼》、《火焰驹》、《封神榜》、《丝绒记》、《遗宝缘》、《二度梅》等；单本戏或小戏则有:《唐知县审诰命》、《十二寡妇征西》、《三踢寒桥》、《大破洪州》、《同根异果》、《夜审姚达》、《借亲配》、《老少换》、《孟丽君》、《抢郎配》、《桃李梅》、《告金扇》、《挑女婿》、《樊江关》、《老少配》、《小姑贤》等。在这众多的演出剧目中，又以《王清明投亲》（又名《海公案》）和《王华买父》（又名《回龙传》）为他们所独有、并最受观众热捧。著名小生演员段玉琴艺名“六岁红”，生来就不知亲生父母为谁的她，自被卖到戏班后，愣是靠着一种天赋和勤奋练就了一副云遮月般的好嗓子。靠着说书的功夫，她每每能把一般人嘴里盛不下的“疙瘩腔，串珠词”一字不落、清清楚楚地像爆豆似的倒给观众。这样的功夫也同样为花旦演员罗淑梅和丑角演员张明坤等所具有。而除了那些“快板”之外，坠子又以自己的“大哭腔”最具特色。在这方面，青衣演员罗素格与段玉琴可谓珠联璧合，每每唱到伤心处，再辅以琴师小黑那如泣如诉的坠子过门，常常能赚足了我奶奶她们的眼泪。

　　就靠这两出戏，那年的四月庙会让这个戏班赚了个盆满钵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国家抓戏改的开始。一些民间剧团便像嫁不出去的姑娘一样想赶紧为自己找个婆家，而一些县市便也像收蜂的一样想尽量多地为本地收留一个剧团。这三家人趁着演出后的热乎劲儿找到了当时的文化科长李建贞，提出来不要县里一分钱，将戏班名挂靠在深泽县。鉴于这个“化装坠子”戏班在本地已经唱红，县里的领导们很快就批准了李建贞科长的申请，将这个戏班留在了深泽。之后，又将剧团正式命名为了“深泽县红虹坠子剧团”。

　　由于有了正式的名分，天南地北的艺人们便纷纷投奔而来。这其中既有唱坠子的，也有唱京剧、评剧或梆子老调的，这些人的加盟，不但丰富了坠子的唱腔和唱法，正规了演员们的表演，也使壮大了的剧团有了自己的“四梁八柱”和精兵强将。据老艺人们对当时几代演员的不完全统计，小生排行有：段玉琴、段玉荣、郭银朋等；青衣排行有：罗素格、李春桃、王银爱、李彦改、张荣湘等；老生排行有：赵善文、孟兰申、杨焕青、薛玉珍、王进国等；花旦排行有：罗淑梅、陈秀英、王银俊、冯秀芬等；丑角排行有：张明坤、段运吉、张正平等；净角排行有：乔云芳、孙春义、范福修、张云景等；老旦排行有：白芝兰、郝翠欣、刘淑琴、赵善荣等；武生排行有：苏凤魁、刘云波、赵元启、杜汉斗等；武旦排行有：孙保芬、王桂兰、刘小珠等。

　　这之后的五年是深泽县坠子剧团的黄金时期。作为建团元勋的白、段、罗几家向全剧团正式提出了“一年不开工资，置箱置行头”的倡议，这得到了演职员们的积极响应。大家节衣缩食，拼命演出。东至济南、德州，西至太原、大同，南至邯郸、安阳，北至天津、北京，剧团几乎是每演出一个台口就将演出收入存封在当地，待日后去取。吃惊的剧场经理们常常总也揣摩不出这个剧团到底趁多少钱。连续几年，深泽县红虹坠子剧团的收入都在全石家庄地区排名第二位。

　　只可惜，对于剧团鼎盛时期的这些情景我并未见证。待到我能忆起跟随奶奶看坠子戏的情形时，已是我快要上小学时候的事情了。

　　二

　　据说，深泽城就是因为紧邻滹沱河，并处于与定州、安国、束鹿、晋县、无极和安平六县交界的缘故，所以它的四、九月庙会就成了这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庙会，而每个月的四个大集也便成了这一带最繁华的集市。

　　小时候，父母在北京工作，把我交给了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奶奶是个戏迷，我也便成了戏迷。我清楚地记得，奶奶是个小脚，待她盘起小脚纺线子的时候，我便会乖乖地托起下巴听奶奶讲她经历的事，讲她看过的戏，当然也会讲起她所钟爱的那个坠子戏班和她所听说的有关那个坠子戏班的故事。讲到兴头上，奶奶往往还会鼓励我长大了就去学戏，再娶上一个会唱戏的媳妇。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好在坠子戏很快就在深泽、晋县、正定、栾城等周围县乡普及开来。只在我的周围村里就有息马、南旺等业余坠子戏班在活动着。这些戏班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在农村的席棚、地摊或红白喜事上，而“坐台腔”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演出形式。但也有的村里既想热闹又图便宜，也会请来他们搭台卖票，比如在邻村的东焦庄就曾请过息马村的坠子戏班唱过连台本戏《大宋金鸠》和《大破孟州》。我的村子南封庄也曾请他们唱过《王清明投亲》。他们的一些演员，如刘振华、张明兰、刘小抗以及琴师王小栓等也同样受到了周围乡镇村民们的欢迎。

深泽坠子《秦香莲》选段王建敏表演

　　1958年的四月庙会，深泽县红虹坠子剧团在外演出一年后，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县城旧戏园子的上空早早就悬挂起了他们要回县演出连本戏《杨家将》的大幅广告。我扳着指头盼庙会，提前两天就催促着奶奶蒸了一篮子点了红点儿的馒头，住到了城关的东袁庄，那里是奶奶的娘家，也是我赶庙看戏时的大本营。到了庙会开戏那天，旧戏园子前面的集市上一大早就被商家们站满了：卖扒糕的、卖凉粉的、卖瓜子的、卖甜水的……小贩们的叫卖声和着大喇叭里的坠子广告声，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奶奶一手牵着我手，一手拿着戏票，拐着小脚挤进有罗家老头把门的戏园子，便磕磕绊绊地拽着我赶紧去占座。待奶奶占到座位后，我便尾随着几个孩子绕到后台，从小窗户向里张望。一排排的刀枪把子靠在墙上，明晃晃的直耀人眼。头上缠着毛巾化妆的演员们，个个托着一手油彩。被人轰开也不怕，我们又会跑到戏台前，趴在台边上，从崭新的丝绒大幕底下撩开一道缝隙向里窥探。在幕条后边，我终于看见了那位含着一颗金牙的小生段玉琴，她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正在训斥着不知是哪位艺人家的小孩儿。那小孩儿正玩着一根马鞭，这让我艳羡不已，好想也能像他一样近距离地听听那位小生说话，再玩玩那根马鞭。

　　那五天，我和奶奶几乎是长在了戏园子里。那天晚场，正当《金沙滩》上杨七郎与韩昌为敬酒争得不可开交时，天下雨了。熬到散戏，我和奶奶淋了个透湿。奶奶发誓第二天再不来了，但第二天依然耐不住我的磨蹭和连台本戏给留下的那个“扣子”，便又牵着我打着伞坐回到了戏园子里，同观众们一起，把个《杨家将》结结实实地从头看到了尾。

　　庙会结束了，街上猛不丁冷了下来，剧团的人们正在拆台装车，这颇令人伤感。终于，有人打听出来了，他们下一个要去的台口是本县的铁杆镇庙会，于是就有小商贩开始收拾锅灶摊板，赶到下一个台口去继续生意，也有远没有过足戏瘾的观众又会跑上几十里，再赶到铁杆镇去看戏。

　　“卖了被子，看坠子”，我猜率先喊出这句顺口溜的人一准是戏迷。

　　“卖了洗脸盆，看看段玉琴”，我猜率先喊出这句顺口溜的人一准是粉丝。

　　追到铁杆镇去看戏，我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里有我奶奶的小姑姑家。于是我便又由奶奶牵着小手，挎着一篮馒头向我的这位老姑姥姥家走去。奶奶是个小脚，那二十来里路通常要沿途歇上好几回才能赶到。

　　铁杆镇是深泽县东边最大的集镇。据说是因为过去村口的一根大铁旗杆而得名。来这里唱戏的有梆子、老调、五腔班，也有专业或业余的坠子剧团。如果庙会上请来的只是一个戏班还好办，而如果是一台“馆子戏”和一台“高台戏”，那这种较量就会白热化。各家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业余戏班也会专门从外地请来名角助演。在那尘土飞扬的席棚里，一排排的圆木头就是座位，甚至连木柱子和台角上都会攀爬着看热闹的孩子们。

　　那年的铁杆庙会，深泽县坠子剧团唱的最后一出连本戏是《粉妆楼》。

　　这年的十一月，处在“大跃进”时期的深泽先是划归束鹿县，后又划归了晋县，深泽县红虹坠子剧团就此也被命令解散了。1962年，待到剧团恢复后，回到戏台上的那些老艺人没人敢追问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戏箱行头到哪里去了，只是急急忙忙地一边张罗着演出，一边分头去寻找那些已散落到各地的坠子艺人们。待到我和奶奶走进恢复演出坠子戏的剧场之后，才从戏台上发现少了那位被我叫做“小哑巴嗓”的著名花旦演员罗淑梅、那位著名的丑角演员张明坤和那位藏了一肚子戏的老生演员赵善文……

　　奶奶替我扳着指头列数着那些离去了的演员，很是惋惜。

　　三

　　据说，剧团恢复后排演的第一个戏、也是最后一个老戏是由地区戏研室提供的剧本《鲍十婆》，这出喜剧风格的坠子戏由潘维山任导演，段玉琴和张正平主演。靠着演员极好的唱功和喜剧才能，再加上剧本的故事性，所以演出非常受欢迎，并在当年的石家庄地区剧团汇演中获优秀剧目奖。

　　转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老戏被禁演了，剧团要专演现代戏。

　　为了帮助坠子剧团转轨并充实创作力量，县委从深泽中学、营里中学分别调来了从事音乐教学的段安国老师担任业务副团长，王振兴和贾二天老师担任剧团编剧。我在十多年后曾听段、王二位老师讲起当年他们第一次打起行李卷儿跟着剧团去住民房、吃派饭、搞创作的情景，那些苦涩的玩笑在今天看来，一半是自嘲，一半却是感慨。没有了戏演的剧团们一度都陷入了低潮，但历经沉浮磨难的深泽坠子剧团却很快就从困境中挣脱了出来，甚至它脱困的速度远比其它一些剧团要快。如果说当初演老戏时，这个剧种是因为太年轻、少有程式而不够规范的话，那么在改演现代戏后，它反而是因为没有包袱、思想开放而将劣势转换成了优势。坠子这个新剧种似乎也像豫剧、评剧一样，它那像说话一样的音乐调式，使它在与人物生活化的念白相衔接时并无困难。

　　我是在营里中学刚上初一时由学校组织去看《新芽吐秀》的，那是由王振兴老师创作的一出反映农业中学的现代戏,曾在石家庄地区剧团汇演中获优秀节目奖。那虽是一出配合政治的剧目，但王振兴老师却凭着他多年当老师的生活积累，将几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由孟兰申和段玉琴这对真两口子扮演的老墨水和小凤娘那对假两口子，一个是手不能提、肩不会担的书呆子，另一个却是大字不识的农村悍妇，性格反差之大，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以至于在多少年后，我什么时候看到老孟，都觉得他真像是那个老墨水。我也是在那段时间看过坠子的连本戏《红旗谱》的。这部由集体“撺梁子”，再由王振兴老师执笔搞出的剧目正逢坠子二三代演员茁壮成长的时期，所以几乎是唱一处火一处，场场爆满。在石家庄地区举办的专业剧团汇演中，由深泽坠子剧团演出的《红旗谱》第一本获得了优秀剧目奖，并为深泽坠子剧团赚足了票房。

　　我总觉得，那时候的剧团不像现在的剧团这样很少排戏，他们似乎除了演出就是在排新戏。仅深泽坠子剧团上演过的现代戏就有：《袁天成闹革命》、《3211钻井队》、《社长的女儿》、《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会计姑娘》、《一颗红心》、《向阳商店》、《新芽吐秀》、《苦水甘泉》、《送肥记》、《血泪荡》、《焦裕禄》、《三告状》、《红管家》、《三月三》、《两块八》、《蔡永祥》、《抢伞》、《游乡》等。

　　然而，就在剧团迎来第二个高峰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旧戏服被深泽中学的红卫兵拉到大街当众烧毁以后，剧团才紧赶着运动的潮流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借着一点儿什么问题，将一位老炊事员和几位剧团领导像炒回锅肉似的来回批斗。演职员们大部分的文化并不高，那样的批判会常常会因为谁竟将“我们要给予你狠狠地打击”错读成了“我们要给予你狼狼地打击”，而让大家一直把笑忍到散会才敢爆发出来。终于，剧团在参加完石家庄地区在电机学院举办的全区剧团学习班后，又被第二次解散了。

　　日月轮回，世事无常。一切都仿佛是命运安排好了似的，就在解散了坠子剧团后，县里又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而偏巧我在经过中学毕业、回乡劳动、写黑板报、办村文艺队之后，竟在县里的一次汇演中，靠着演出的几个如表演唱、小歌剧之类的节目被选拔到了县里的这支文艺宣传队。这开始让我有了与坠子戏正式接触的机会。

　　四

　　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就住在县礼堂北面的一排平房里。它北邻当时已被县医院占用的孔子文庙，南邻文化馆，甚至距离西北边那曾令多少代深泽人骄傲的“北极台”也不过数百米。宣传队的人大部分来自于县里的四处中学，只有少数几个是来自旧坠子剧团的人。起初，我们就是编演一些如枪杆诗、表演唱、群口词和三句半之类的小型节目；后来又逐渐排演起了如《宋家庄战歌》、《收租院》之类的大型节目；再后来，又学演起了京剧样板戏。

　　那是在1974年的旧大众剧场，由我创作的坠子小戏《测报灯》参加了石家庄地区的戏剧汇演。坠胡刚刚在剧场响起，顿时掀起了一波雷鸣般的掌声。扮演金英的李会英和扮演大刚的杨焕青上场后，几乎就是一直伴着叫好声把戏唱完的。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处女作写得好，而是省会观众在“文革”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对深泽县坠子戏的一种怀念和支持。也或许是因为这次的石家庄演出勾起了深泽人对坠子的那种特殊情感，在以后的剧目创作中，坠子戏的成分便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由王振兴老师创作的坠子小戏《娶女婿》、《春风送喜》和由我创作的坠子大戏《对门亲》先后在地区戏剧调演中获奖后，更为坠子剧团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借此影响，过去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人开始逐渐向坠子靠拢，并涌现出了一批很不错的演员，如：李会英、李敬芬、张建民、曹占青、刘玉芳等，再加上先前已调进文艺宣传队的杨焕青、张云景、段运吉、王银俊、张正平、段玉荣、赵元启、杜汉斗、王平改等老坠子演员，组成了由文艺宣传队向坠子剧团过渡时期的基本阵容。这期间上演的坠子现代戏有：《红云岗》、《朝阳沟》、《李双双》、《小女婿》、《人欢马叫》、《五把钥匙》、《春苗》、《课堂》、《春风送喜》、《园丁之歌》、《测报灯》、《追报表》、《娶女婿》、《送货路上》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深泽县坠子剧团终于又得以恢复了，一批批的老艺人们落实政策回到了剧团。剧团恢复后上演的传统剧目有：《唐知县审诰命》、《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白罗衫》、《十五贯》、《秦香莲》、《空印盒》、《逼婚记》、《生死牌》、《柜中缘》、《追鱼》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到了剧团的段玉琴、罗素格、孟兰申等老艺人们在县人民礼堂又恢复上演了《王清明投亲》和《回龙传》，演出竟达一个月之久，让憋了许久的老坠子戏迷们过足了戏瘾。之后，经过了加工整理的连本戏《回龙传》，演遍了石家庄、太原、保定、阳泉、榆次等地，广受好评。剧本还被包括我市丝弦剧团在内的几十家剧团移植上演。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老艺人们一遍又一遍地给远在邯郸的琴师刘光印（小黑）捎信，但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1981年的秋天，当坠子剧团正在获鹿礼堂演出的时候，刘光印却突然风尘仆仆地找到了那里。我记得那是在我们后台的一间编导室里，当时的剧团团长冯大恒、彭魁山和老艺人们围坐在一起，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大家请求他留下来,但老人说他已拉不动坠胡了。人们不信，让乐队赶紧拿过来坠琴，刘光印生疏地将坠胡放到腿上，哆嗦了好半天也没按出几个音来。段玉琴提出来跟着他的坠胡唱一段他们之间曾唱过千百遍的一个坠书小帽，但老人那涩涩的琴音依然没能让这个小段唱下去。段玉琴“哇”地一声哭了，老艺人们也哭了。我和其他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没有上前去劝他们，任他们哭了个痛快。第二天，是我和那几个老艺人送刘光印上车回邯郸的。望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替我那已过世多年的戏迷祖母怀念起了那个年轻时的小黑和那个曾被人称为“六岁红”的段玉琴。目送着远去的岁月，我觉得这都是深泽县坠子剧团永远的痛。

　　后来，我和段玉琴的丈夫老孟因为一块儿搞剧本，又一块儿去南方置办戏装行头而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因为戏剧创作被调进了石家庄市；再后来，我听说段玉琴病倒了，经检查是得了脉管炎，待我回到深泽去探望她时，她的一条腿已经被锯掉了，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沧桑；更后来，我从《石家庄日报》上得知她曾不止一次地架着双拐去为那些想听她唱戏的病危中的老戏迷们去演唱，安眠了那一个个像我奶奶一样恋过坠子戏的灵魂。

　　“卖了被子，看坠子”，我知道能再喊出这句顺口溜的一准还是戏迷。

　　“卖了洗脸盆，看看段玉琴”，我知道能再喊出这句顺口溜的一准还有粉丝。

　　1998年，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的我接到了家乡的邀请，从北京请假回到老家排演由我创作的现代戏《船过鬼愁潭》，这让我有了一个与新老艺人们聊天的机会。在孟兰申和段玉琴老夫妻的房间里，我喜欢听段玉琴讲她的往事，她喜欢听我讲我的奶奶。我玩笑着告诉她和老孟，奶奶当年是曾想让我考深泽县坠子剧团唱戏的，以便将来娶个唱戏的媳妇，但被远在北京的父母给拦住了。她听了，笑得将那一脸皱纹聚到了一起，半天合不拢嘴，我突然看见了她嘴里的那颗金牙，只在那儿才让我又找到了童年记忆中的影子。

深泽坠子现代戏《船过鬼愁潭》

　　我的剧本《船过鬼愁潭》原名叫《末班船》，或许正是应了这个名字的缘故，据说在演过这个戏后，杨焕青和段运吉等那代老演员就彻底地告别了舞台。担当起深泽坠子戏传承任务的则是以当年文艺班学员为主的新一代人，如：崔彦生、张晓红、曹建更、张会肖、宋彦群、孙少英、王建敏、赵红彦、王晓亚、段义谦、张玉欣、王顺来、兰银法、宋兰贵等。由他们演出的连台本戏《王清明投亲》、《狸猫换太子》、《金镯玉环记》、《王莽赶刘秀》、《回龙传》、《包公案》、《元宝记》等也同样深受深泽及周围县市人民的欢迎。在我每一次听到那些老艺人评价他们的这批弟子时，都像是操持了一生的家长们在历数家珍。后来，我曾向县里提议将已完全北方化了的深泽县坠子剧团更名为“深泽县北方坠子剧团”，以便区别南边的曲艺坠子，我的提议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赞成。

　　后来，孟兰申走了。据说老孟死前的那两年天天都去“北极台”烈士馆前边的石台阶上坐着，无论见着谁了都是笑。或许他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足。我曾去看他，起初他还认的我，后来便只是会笑了。只隔一年，段玉琴也走了，对她死前的情况我所知很少，只听说她是死在南关闺女家的。再后来，我听说当年深泽县坠子剧团建团元老的白家老两口子孙春义、白芝兰连同他们的女儿孙宝芬走了，罗成福、薛玉珍连同他们的女儿罗淑梅走了，罗春西和女婿段运吉也走了。更后来，我听说郝翠欣走了、赵元启走了……连我那一向都很乐观向上的王振兴老师也走了。我感谢我家乡的政府部门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让他们在最后都像老孟一样，走得安详；我感谢那些天南地北的坠子艺人们把这个剧种留在了深泽，留给了我们快乐，留给了我们记忆；我感谢如我戏迷祖母一样的家乡人民用一颗颗滚烫的心温暖了坠子，用一滴滴滚烫的血滋养了坠子，使它真正成为了自己的儿女。

　　2008年，深泽县北方坠子戏被评定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那批坠子艺人赠给我家乡深泽的礼物，让我们珍惜吧！这是深泽人民赠给未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吧！